有鉴于此，在推动先证后核规范化，进一步发挥其在政府规制领域独立作用的过程中，可以消极许可为范本确立如下几点构建思路： 首先，继续弱化乃至取消形式审查存在的必要性。
例如基于实践需要产生的国家监察委，它如何坚持体现民主集中制就是一项当下值得研究的崭新课题。第９６条新设立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第９５条建立乡级政权机关等，则在地方和基层极大促进了民主集中制的落实。
所谓民主正当性，就是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于其他国家机构的有效约束，同时根据实践的需要创造更多、更具体的民主实现形式，尤其要注意到不同国家机构基于治理复杂性而不断出现组织与功能分化，从而带来不同的民主样态。例如，社会平等自由观强调每一个人有能力平等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因此它更需要通过国家机构治国理政提供的强大力量防止两极分化，并创造比分权制度条件下更真实、更全面的自由实践能力。在我们的一切国家机关中，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总是有的，因此，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上，在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上，在一切国家机关的会议上和日常活动中，都要充分地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国共产党章程对其含义明确概括的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也需要在宪法文本上提炼其具体规范体系并指导实践。所以适当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是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有效办法。
由此，现行宪法确立中央国家机关统一领导，充分尊重地方积极性主动性原则，既暗含了民主集中制上下级国家机关的关系和统一领导的在先地位，也通过原则性地事权划分制约了中央国家机关（上级）的过分集中。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后，这种追求党内民主合法性与领导有效性双重统一的逻辑就延伸到国家民主合法性与治理有效性双重统一的宪法民主集中制之中。由于这种模式将监察专员设立于议会之下，其本质不过是立法权对行政权的一种控制，故非一种全面的监察。
虽然委内瑞拉道德委员会的职责也在玻利瓦尔设想的基础上，被收窄为对公务人员和官员的执法合规性、权力行使廉洁性和道德操守等几个方面的监督，但此种监察权的设置在组织原则上系以权力制约权力为逻辑基础，且其以人民的名义凌驾于其他权力之上，最终不免滑入民粹主义的结局。[63]有学者认为此种制度源自古罗马时期的保民官, [64]认为他们对拥有公权力的行政机构之行为，享有否定性的消极权力。于是，在我国，依循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和民主集中制之国家机构组织原则，经由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以及由此而来的宪法修改，作为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下一府两院的国家机构体系演进为一府一委两院架构。因为，公共权力的滥用所导致的腐败现象，实际是政治道德衰败的重要体现，并且会更进一步影响到社会主义道德的建设，关乎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
不过，尽管孙中山五权分立的教义后来为南京国民政府所秉承，并依此设立了监察制度，但其在具体制度的设计上却存在很多缺陷，例如缺乏对最高统治者的有效监督，监察院没有惩戒权，以及实践中国家政体未能提供监察权独立行使的政治环境等，最终使得监察院沦为南京国民政府没有实用性的摆设。[29]不过，马克西米利·罗伯斯敏锐地觉察到，保民官是一种用以作为权力制衡的组织工具。
不过，我国的监察权虽然呈现出道德权力的属性，但其道德审查的范围却远窄于古罗马监察官和玻利瓦尔设计的道德监察院的审查范围。这些规范充分说明了，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安排中，虽然代表的批评、建议等监督措施也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力，但通过代表依程序行使的组织性监督权(即代表个人无权、集体有权)，人民和国家机关甚至其他参公管理单位之间的关系能得以沟通和促进。保民官的权力不是行政或法律性的，而是带有宗教性的，依据是平民与贵族之间的神圣约法。玻利瓦尔的这一提案最终并未获得通过，主要原因在于，议员们认为这一观点太过超前，不适应当时的历史环境。
他在《论法律》第20章中论述收受金钱和贿赂时写道：法律惩处这类罪行时通过判决，而不是口头谴责。罗马人把尘世的生活与神灵世界关联在一起，不仅将法视为神和人的事务的知识，甚至还创造了道德法典。[10]监察官在就职以后，先要签订供应圣鹅食物的契约，并且亲自动手清洗位于卡皮多利奥山上的朱庇特神庙中的雕像，才能开始进行其他工作。二、监察权作为道德权力的提出与发展 19世纪后期，受到启蒙思想的影响，拉丁美洲掀起民族国家独立的浪潮。
监察体制改革之前的传统监察实质上是党的纪律检查、行政监察机关的行政监察以及检察机关的法律监察协同作战的监察体制，此种模式在现代法治进程中的中国，面对反腐的新需求，成效显著但也暴露出诸多问题，特别是国家监察权力分散配置, [88]双重领导体制所导致的监察范围过窄、权限含混、职能不清和程序不公等。在权力制衡模式下，监察专员制度的产生并未突破西方国家权力分立的宪法体制，因而监察权要么是依议会监察专员制度所设计的那样构成议会权力的延伸，要么是按孙中山的设想，在三权之外创设新的权力类型，以保障权力制衡的正常运行。
行政检察官起初直接受命于国王，因此不能起诉国王的部长们，这与当时刚确立不久的权力分立原则格格不入。它在本质上是分权模式下权力制衡的衍生品，其目的是寻求立法部门与政府之间的和谐共处，结果却催生了政府的政治性部门和官僚性部门新的分权。
对公职人员进行道德性约束，实际上是实现有道德地生活的一种具体化，能够使道德力量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发挥约束国家公权力的辅助作用。后者在国家不能对公民进行警察监督的时期，起到了警察法规的作用，使违德负义之事受到神诛。[69]行政监察专员的监察模式，就好比在主权与公民权利的中间设置监察员这一比例中项，其根本目的无非是在国家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确定一个准确的比例，约束其不断扩大的行政权。共和国道德委员会由总检察长任主席，其重要职能是惩治和预防腐败，预防、调查和制裁违反一般道德和行政管理规定的行为，监督公共财产的合法使用和管理规定的行为，对国家公务人员和官员履行职务的行为进行监督，促进公民遵守社会道德，推进民主教育。(二)西方政体下作为权力制衡之工具的监察模式 从制度构造的角度看，现代西方世界的行政监察专员扮演着一种特殊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渠道的角色，承载着保护公民个人权利的重要职能，旨在处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历史上，因不同政体价值取向的差异性，监察制度或者监察权的功能定位、目标导向和权力内涵大相径庭，从而使得各个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的监察模式呈现出迥然相异的形态。
也正因为这种民粹主义的实践使委内瑞拉陷入社会、经济的困境，才使得查韦斯本人尽管把改变社会不公正、不平等的状况，建立公正平等、民主自由、团结互助的社会，作为其毕生的追求，其政府也一直把反腐败作为道德权力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并一度取得一定成效，但其体制的脆弱性依然严重，腐败的根源难以消除。而我国监察机关系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并受其监督，此组织原则当可避免监察权演变为民粹主义的工具，造成社会的混乱。
究其实质，西方分权制衡政治体制下的监察权，实际上不过是立法权控制行政权和司法权的一种权力延伸，而非一种独立的权力。或疏于管理他的树木或葡萄藤的，并非不受处罚。
他同时指出，古罗马保民官既钳制立法又钳制行政，造成了极大的弊端，是一种有害的权力。此种监察对象的设定明显不同于西方监察专员模式，后者的监察对象是以政府机构为主的国家机关或有关组织体。
其中，公民权实际上就是玻利瓦尔所提出的道德权力，此种公民权力由护民署、国家总检察署和国家总审计署组成的共和国道德委员会(consejomoralrepublicano)来行使，旨在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进行监督，维护公民权益。这种监察首先是对一些不光彩的事情进行：未婚。[75]也许正是为了防止议会善用监察权来干扰行政，行政监察专员已从最初代表议会对政府公权力和官僚体系的监督，发展为介于议会、政府和公民之间的一个对话机制、协调机制和制衡机制。虽然这种模式涉及到对行政机构滥用权力的监督和申诉，但是这也仅仅是为了保护公民基本权利所延伸出来一种行政监督权利，是实现代议制民主的一种手段，并不能使公民真正加入到国家治理中来。
特别是自由主义者们，声称这种控制很可能导致他们的政治体系走向专制主义。他希望建立人民政权，巩固由人民主导的参与式民主，认为参与式民主是通向社会主义民主的必由之路，并强调现阶段仍坚持走民主、和平、选举和宪法的道路。
1995年，欧盟设立了欧盟监察使公署(Europeanombudsman)。[23] 虽然设立此官职的时候，保民官只具有帮助权，但随着民众会议权力的不断增长，保民官拥有了否决权(intercessio)，可以直接否决对平民不利的立法。
[48] 三、北欧对保民官行政监督模式的继受与发展 以比较的方法展开论证，首先必须确定一些结构类似、功能等值[49]的可能比较项。从其渊源来说，古罗马监察制度是一种宗教性权力，与赎罪献祭相关。
该制度以斯堪的纳半岛的国家为典型代表，因此也被称为斯堪的纳维亚式的行政监察专员制度。其首要职责是给予(平民)帮助以对抗执政官，从而保护平民不受最高官员治权的侵害。同时，该法第22条第4款规定，代表视察时只是有权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但不直接处理问题。[96] 应该说，在我国监察制度改革方案中，监察机关的职责和功能的定位是清晰的，但问题在于，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法秩序中，如何妥适地定位监察权并处理监察委和权力机关以及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可以确定的是，在2018年修宪之前，宪法文本中不存在设立监察委的条款，而要依监察制度改革方案把监察委创设为新的国家机构，无论是全国人大还是其常委会都无权用授权方式赋予其合法性。
费希特就明确地指出，有一种制度尽管被称为监察委员，但却更类似于罗马的保民官职，以绝对的、消极的权力来对抗行政权之绝对的、积极的权力。(二)保民官及其行政监督 平民与贵族之间的斗争，历来是罗马史上最突出的问题。
第三，中国社会主义监察权是一种独特的监察权。20世纪80年代以后，监察专员制度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展开。
在我国，于本世纪初，即有学者建议借鉴西方议会行政监察专员制度，在各级人大中设置监察专员制度。此种模式内生于市民共同体内部对于道德价值普遍化和政治体制合理化的追求，本质是一种共同体内部的道德审查，但因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抵制而未获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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